缺乏愛

至少，每天陸續會增加一千至兩千個家庭的成員們告訴你：家，一點都不安全。於是，開始有許多台灣人視「回家」為畏途…………


文／尤芊蘋‧攝影／黃念謹

有多少台灣人覺得自己的「家」亮起了黃、紅燈，正處於不安全的狀態？就我們所知，似乎沒人做過這樣的正式調查。不過，如果光以家庭暴力的發生與否，作為衡量「家」安不安全的指標，拿九十一年家暴案件通報資料為例，把平均每日一百件的通報數字，套入家暴件數的披露率僅有實際發生量的五%到十%的公式後，我們約略可推估，至少，每天陸續會增加一千至兩千個家庭的成員們告訴你：家，一點都不安全。


‧ 長期受暴後人格特質：完全缺乏自信

只是，當家變得不再安全時，仍有許多人會無知、無助地繼續待在裡面；儘管家暴法實施迄今已第五年，暴力蔓延肆虐家庭的事實，也多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，以家暴案件中的最大宗——婚姻暴力來說，站在第一線服務的北婦中心（台北市政府社會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）的湯督導與社工員，在累積無數婚暴案件經驗後，卻要感嘆：社會大眾對家庭婚姻暴力是一種犯罪的行為，還是不夠敏感，並且，存有種種的認知迷思。

對於婚暴中的施暴者，一般人總存有某些刻板印象，湯督導澄清，就實務上的接觸來說，中下階層或社經地位較差者，並未占懸殊明顯的比例，可以歸納出的倒是，具有酗酒、賭博、嗑藥等上癮行為，與父權的大男人心態，控制心很強、人格違常，或是一些精神性疾病，如躁鬱症、憂鬱症、精神分裂症的患者，占有極大部分。

在受暴者的人格特質方面，則沒有辦法推定，她表示，由於在與社工員接觸前，受暴者本身就已有多年的受暴歷史，顯現出的通常是受到了多年扭曲下的人格，「譬如先生是一個控制性很強的人，就會控制她的經濟、社交與外界支援，缺乏娘家、朋友的接觸，長此以往自然變成一個很怯懦、內向、缺乏朋友、沒有經濟獨立能力的家庭主婦，並形成如此的特質。」

「經歷多年家暴的婦女，當社工與她們接觸時，會發現她們的共同特質就是——完全缺乏自信，甚至，對自己的感覺及遭受到暴力對待的認知，都是沒有把握的，因為多年下來沒人告訴她：先生如此對待妳是犯法的，妳需要協助，妳要正視這件事。」所以，面對惶惑無助的受虐婦女時，社工常須做一件乍聽下不可思議之事——請她們指認暴力，幫助她們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無疑地是個受暴者，而且，權益受到法律的保護。

‧ 婚暴反應：四、五、六年級生大不相同

面對婚暴事件，湯督導與社工人員在她們的實際案例接觸上，發覺婦女在求助到做出反應之間的心理轉折，在年齡上有很大的不同。三、四年級這些四十歲以上的婦女，多數由於不輕言離開婚姻，甘願受虐而不離開施虐者，受暴歷史也多在十幾年以上，求助只因痛苦異常，想獲得一些幫忙，知道自己在法律裡能怎麼做，但積極付諸行動的能力卻較低。「她們受傳統婚姻價值觀影響很深，即使受虐證據非常充分，仍會不斷自我檢討或詢問別人，我做錯了什麼？否則怎會被如此對待？另外，也有些婦女的子女成年了，長大後不但沒有幫助母親，反而回過頭來告訴她說：都撐了這麼多年了，為何不能再撐下去？讓母親陷入兩難的情況。」

五年級生的孩子大多為小學、國中階段，行動力較四年級生高些，最好的是六年級生，受暴後較快採取行動，果斷許多，面對法律也敢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，相對地受暴歷史也短，「這與她們所受到的女權意識、兩性平等教育，以及社會對兩性的態度有關。」有意思的是，湯督導接過不少六、七十歲的婦女來電，不斷強調自己受了丈夫多年的鳥氣，可以什麼都不要，就是不願再跟對方共同生活，「她們總會問：我能不能離開他，但不要離婚？我這樣有沒有犯法？由此，可以看出傳統婚姻價值對女性的牢牢箝制，但即使年紀再大，還是會有自我的痛苦跟不甘願。」

跟婦女較深入地接觸後，社工員會導引她們拋開許多傳統中似是而非的婚姻觀，誠實面對自己的處境，仔細思量幾個問題，例如：要不要繼續待在這個有精神虐待、言語詆毀或肢體暴力的家？為了孩子而隱忍，是對孩子最好的考量嗎？讓小孩目睹父親對她的暴力對待，真的好嗎？社工員直言不諱說道：「會對太太施暴的人，約有四十%也會對孩子施暴；我們常可見，有些婦女忍辱含悲自以為對孩子好，某一天卻從他們口中聽到，再也不願待在這個家中了。」

‧ 保護令：婚暴婦女的護身符

中國傳統文化中「法不入家門」觀念，在家暴法實施後徹底打破，它明文宣布：暴力是違法行為，即使親如家人也不例外，勇敢起身反抗它，絕不是一種家庭背叛。此外，它將社政、警政、司法、衛生單位配套結合，每個環節都負有主動通報家暴案件的責任，提供受暴者一個完整的服務團隊系統，避免了以往警政、醫療、司法所造成的二度傷害。

受暴者除了可打113全國婦幼保護專線，或直接洽詢各縣市家暴防治中心外，全國各警察局分局至少都設有一名家庭暴力防治官，受理家暴案件處理。「現在，只要知道婦女說是被先生打的，家暴法規定，不論報案與否，警員就必須填寫家暴案件通報單，回傳到家暴中心，之後，家暴中心會主動與案主聯絡，詢問是否需要提供後續的協助。」湯督導解釋，某些情況危急的案件裡，比方婦女被送醫，先生還追殺到醫院去，院方通知警察後，警察立即要跟家暴官聯絡，在四個小時之內，為受暴婦女聲請到緊急保護令。

除了緊急保護令須由警察、檢察機關，與當地縣市主管機關代為申請外，其餘有多種保護令則可由受暴婦女自行申請；目前，台北地院與士林地院都各有一家暴中心服務處，為尚未進入社會協助系統、自行上法院聲請保護令的婦女，提供協助。社工員說：「保護令裡頭附帶了很多保障，有的是孩子的暫時監護權，有的是財產經濟上的保障或禁制遠離，讓先生不能接近她，緩解了受暴者只能被動處於劣勢的情形；相對地，施虐者接到保護令副本，行為也可能會收斂些。」另外，保護令裡面的遷出令，規定打人者應該離開，而不是受虐者帶者孩子逃跑，所以，家暴法實施前後，需要住所的求助婦女人數有下降的趨勢，庇護中心的需求明顯減少許多。

‧ 精神虐待舉證：小心錄音、勤寫日記

由於家暴法規定，保護令的聲請需透過法院核發，而法庭中講究的是證據，因此被害人須負舉證的責任；但在家庭這類屬於個人極隱私的獨處天地，並不容易做到這點。湯督導就曾碰過，夫妻爭執，先生先動手掐脖子，太太為了自衛隨手拿了身旁的電話回擊，結果卻是先生驗到傷，太太沒驗到傷，小孩都在房間裡面，不曾目睹而無法作證，兩造彼此互告，令法官十分為難。不過，在所有婚暴案件的協助處理上，湯督導坦言，最讓社工人員感到棘手的，仍屬精神虐待。

曾經，有名丈夫嚴厲規定妻子，夏天必須到幾度高溫才准開電扇、只使用特定溫度的水、所有門窗要開幾公分之類雞毛蒜皮的種種限制，否則就加以痛斥，造成太太在精神上的嚴重焦慮恐懼，「如果這名婦人家中又僅有幼兒，沒人能為她證明，舉證上真是難上加難，到頭來，一定是法庭上男女各說各話，法官還真無從判斷。」

湯督導說，站在社工員的立場，他們都會告訴案主，不管是多小的傷，不管醫生、護士或其他人說些什麼，反正就是有傷就驗。遇上不著痕跡、難以舉證的精神虐待，則會鼓勵案主寫日記，記錄生活上的被虐點滴，因為這些鉅細靡遺的陳述，在某些程度上仍有被法律採信的可能；此外，固定地跟某些人（比方家人親友）傾訴自身的遭遇，將來這些人或許可以成為間接證人，「事實上，以錄音帶錄下跟施暴者的對話或正在發生的暴行，大概是精神虐待案件中，最有力的佐證。」

「不過，尤其是有些社經地位高一點的施暴者，非常知道法律要講求證據，在施暴過程中會極仔細地為自己留下有力證據，也不見得害怕走上法庭。我們會特別提醒婦女留意，為了自己的權益，在很多方面要很小心。」她語帶無奈地打趣說：「因為司法講求明明白白的證據，我們有時甚至希望施暴者一拳打在明顯處，受害者一張照片照下來，法官連開庭都不用開，暫時保護令就直接核發下來。」

面對不斷發生的家暴事件，或許身為局外人的你，會想問：自己能做些什麼？湯督導表示，家庭婚姻暴力的防治工作，其實每個人都可參與協助。「通常，一般人聽到婦女訴說自己的受暴經歷時，都會流於幫她檢討哪裡出了錯，又或者，建議她們請教婚姻或諮商專家，學習溝通問題的技巧等等；可是別忘了，暴力本身就是不被允許，如果暴力沒有被制止，這些作法都是本末倒置的，唯有終止暴力，家庭婚姻才有改變的契機。」她呼籲大家，當有人向你透露她正身陷婚暴痛苦時，可以告訴對方現在的法令或求助管道，建議她找專業社工人員詳談，並且最重要地，不管是金錢、人力或情感上，請給予各方面的援助。